研究国外政党建设反思我国政党制度第2页

　　　研究国外政党建设反思我国政党制度第2页

9ngns 三、警觉

　　我国现有的政党制度的基本架构是符合国情的，也是符合现代化发展要求的，是必须坚持而不能动摇的，但是也要注意到我们的政党制度还很不完善，政党制度确立的时间还不很长，而国外政党制度的已往或当下面临着许多挑战与危机，对于我们来说，无疑是一种警示，值得引起我们的高度警觉。通过对国外政党政治的研究，我们认为，必须对以下一些重大问题引起高度警觉。

　　 1、长期执政的党如果缺乏足够的危机意识，就有可能毁于一旦

　　政党研究学者指出，政党危机是一个世界性的现象，西方如此，东方也如此，一党体制如此，多党体制也如此。对于一个有着长期执政经历的政党而言，形势则更为严峻。长期的政治实践一方面为这些政党积累了在一定历史条件下执政的丰富经验，另一方面，也使政党在结构与功能上具有鲜明的历史规定性，政党自身如果不能在结构与功能上作出及时的调整，就有可能因为体制上与功能上的僵化而难以应对政局以及社会发生的急剧变化，就有可能会面临执政危机。然而，一个长期拥有执政地位的政党往往会因为自身强势而忽略这种执政危机。

　　从世界范围看，苏联共产党的教训是惨痛的。为什幺一个由列宁缔造的、有90多年光荣历史、近1500万党员的大党，会在一夜之间坍塌？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由于长期执政，苏联共产党形成了高度集权的组织结构与领导体制，以党代政、党过多使用行政命令乃至镇压手段，因这种高度集权的政党结构下，由于缺乏有效监督而导致权力对党的严重的腐蚀以及削弱党与其基本群众的政治联系，体制的僵化也使苏联共产党难以应对苏联政治生活中的急剧变化，从而导致了苏联共产党的迅速瓦解。墨西哥革命制度党的教训也是深刻的。它失去政权的重要原因之一是，没有根据社会发展需要对党和国家政策进行适应性调整，导致了一系列经济社会危机，从而失去了民众的支持，削弱了党的社会基础。印度的国大党、台湾的国民党、日本自民党、意大利天民党、南非的国民党都因为积弊深重，组织体系老化弱化，严重削弱了自身实力，最后都沦为了在野党。尽管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制度，这些危机有不同的表现，不同的性质和不同的原因。但是值得引起我们警觉的是，这些国家的政党都因为长期执政而出现了体制僵化的危机，并在其后无力回天。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一定要实行政党轮流执政，因为影响执政的并不是执政时间长短这一因素，而是当国内政治与社会生活发生变化之时，政党能否在体制上功能上做出相应的调整与应对，政党能否通过这一调整继续获得人民的支持与拥护。

　　但是对于老牌的执政党而言，由于长期把持政权，并在社会中居于绝对优势地位，因此难免会忽视自身建设，忽视政党本身的发展问题，或者即使有所意识也难以引起高度重视，直到政党垮台才追悔莫及。也就是说，一个成熟的长期执政的政党，要想取得持续与稳定的执政地位，应该有足够的危机意识，能够与时俱进，随着社会的变迁及时调整自身结构功能，能够不断加强自身建设。也就是，增强政党体制本身的吸纳能力，努力使自身始终保持足够的活力。世界上一些老牌执政党相继衰落或沦为在野党，教训十分剧痛，对于中国共产党这样一个长期执政的政党而言，无疑是一种警示，它要求我们高度警觉：如果缺乏足够的危机意识，就随时有可能覆辙重蹈。

　　 2、如果不能尽力提高政策绩效、增强执政能力，执政党就有可能丧失民心，丢失政权

　　苏共长期以来奉行的建设社会主义的指导思想和路线，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经济体制模式，严重背离了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和生产力发展的要求，终于导致苏联经济在速度和效率方面都出现了危机。这样，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在人民心目中大打折扣，形成了广大人民群众对苏共和苏联社会制度的信任危机。在这样的条件下，共产党政权难以为继，人们做出了另外一种选择。

　　墨西哥革命制度党1929年成立后，曾高举以主权独立、民主自由、公正平等为核心的”革命民族主义”旗帜，提出建立民主政体，发展民族经济，实行土改，保护工农的纲领、主张，并领导实施了土地改革、国有化、免费教育等重大经济社会变革，使该党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赢得了社会各界的支持和拥护。但1988年到1994年在位的萨利纳总统为适应新自由主义经济体制的需要，提出了”新民族主义”和”社会自由主义”的新理论主张，虽然这一理论主张中含有了保护民族经济之意，但是，新自由主义的结构调整方案也付出了严重的”社会代价”：收入、财富和权力大规模转移到经济和政治的权势者手里，与社会大多数有关的一切被贬低，大多数人被边缘化、被排斥，工人的剥削程度被加重，表现为：不同形式的失业不断增加，贫富分化加剧，工人工资降低。这种社会脱节，墨西哥革命制度党失去了人民的支持与拥戴，并最终失去了长达71年的执政地位。

　　在英国，工党几经沉浮，并在撒切尔时代一度非常低迷。布莱尔一上台便强调党必须适应英国新的社会、文化和经济现实，从根本上扭转工党游离于英国主流社会的态势。在他对工党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中，最引人注目的一项改革就是修改党章第4条。英国工党的章程产生于1917年，并在1918年的代表大会上获得通过。其中第4条集中体现了工党的宗旨，即以实现公有制社会为奋斗目标。由于这一条明确要求实现公有制，所以长期以来被视为党的社会主义象征，同时它也是工党推行国有化和社会福利政策的理论基础。布莱尔上台后，他要求党内抛弃关于公有和私有、国家与市场的争论，认为理想的经济模式应是”充满活力的私有经济，而辅之以高质量的公有服务业”，市场作用奏效的领域靠市场，市场作用失效的领域靠政府。这一改革使工党不仅在实践上而且在理论上，从一个目标比较狭窄的政党转变为能够有效地管理一个发达社会、促进自由市场经济制度的政党。2001年5月，英国布莱尔再次以高选票蝉联首相职务，他对此更加踌躇满志，认为这进一步表明第三条道路的治国方针得到了选民的理解和支持。

　　这些经验和教训给予我们以警示，要求我们高度警觉：人民群众是政党的社会基础，提高政策绩效与执政能力可以赢得人民的支持，但如果不注重提高政策绩效，不注意增强政党的执政能力，党就会因为失去民心，缺乏群众基础而垮台。对于中国共产党而言，要想获得人民群众对社会主义制度、对共产党的信任，执政的共产党就必须提高执政能力，以政绩来取得人民的信赖和支持。

　　 3、如果不能痛下决心铲除腐败，执政党就无法摆脱自我瓦解的厄运

　　大量资料表明，执政党内存在的消极腐败现象是削弱党的战斗力、危及党的生存的直接因素。印度的国大党、台湾的国民党、日本自民党、意大利天民党、南非的国民党等等政党的衰落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此。党内腐败导致党在重大政治事变面前软弱无力，并失去人民群众的支持与信任。

　　苏联共产党的倒台不仅在于苏共长期奉行脱离实际、忽视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方针政策上，而且也在于斯大林当政后，苏共党内逐渐形成了一个官僚特权阶层，严重损害了党与人民群众的关系。俄罗斯独立后出现的一批”新贵”，绝大多数是从苏联时期的党政干部演化而来的，出现变相的世袭制。这苏联剧变期间，有学者曾就”苏共代表谁”搞过社会调查，结果显示：认为苏共代表全体劳动人民的只占7%，认为苏共代表工人的占4%，认为苏共代表全体党员的也只占11%，而认为苏共代表党的官僚、代表干部、代表机关工作人员的占85%。

　　由于政治体制的不完善，以权钱交易为特征的金权政治的存在，腐败风成了现代日本政治的”顽症”，金权丑闻一直伴随着自民党的长期统治。从1960年开始到1993年为止，日本政坛的重大丑闻、舞弊案总数不在20伴以下。进入80年代，丑闻更是接连不断，而且一次比一次严重。这类事件的发生，引起了国民的极端不满，日本舆论指出，金权政治腐败案件”使国民对政治失去信任”，”人心思变，选民把选票投给了有清新之意的新党。” 自民党执政期间”金权政治”的泛滥使日本国民对于带给他们黄金时代的自民党政权逐渐失去了信心日本。

　　在意大利，米兰丑闻几乎囊括了以天民党为首的所有传统政党，导致了一连串政界人物收授贿赂、贪污公款大案的被曝光，从罗马到威尼斯、佛罗伦萨等十几个大城市，各级官员中有1/3的人受到审查。甚至在某些地区，全部官员均涉入此案，无一幸免。时任天民党人总统斯卡尔德罗也被指控涉嫌受贿或贪污。天民党及社民党、自由党等传统政党在一片声讨中，票房率急剧下跌，不得不让位于左翼民主党等新兴政党。

　　印度国大党人收受贿赂案是八九十年代轰动全印度并激起公愤的大事。其中的 ”博福斯” 丑闻成了国大党的拉吉夫在随后大选失败的一个重要因素，拉奥执政时期，”哈瓦拉”丑闻牵涉到了国大党政府的几乎一半部长，拉奥印度还成为印度第一个面对刑事审查的总理。为了筹集选举资金，后来的国大党还吸收大批有犯罪史的商贾及谋权者入党，这一现象被印度媒体斥之为”罪犯化政治”。国大党虽然在执政时期对印度的经济发展做出了一定的贡献，尤其是1991年实行经济改革以后，经济发展明显提高。然而，国大党的腐化还是成为印度反对党大势炒作的对象，从而使国大党民心背离。

　　以上事实给我们以警示，我们必须高度警觉：执政党内的腐败现象如果不能有效地消除，那就必然导致丢失民心，丢失政权。中国共产党必须高度重视国外这些老党衰落的深刻教训，重视并坚决铲除党内腐败现象，正本清源，从而真正成为人民群众的”三个代表”。

　　 4、如果不能适时地扩大社会基础，加强政治整合，执政党的执政地位往往难以为继

　　越南、老挝、古巴、朝鲜、等社会主义国家、”亚洲四小龙”包括非洲以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