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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要查看中国最重要的问题是制度建设第2页相关的论文 　　　中国最重要的问题是制度建设第2页 　　 由此看来，现在中国的道德问题主要还是制度缺失造成的，如果我们的制度安排健全，哪怕贪官污吏他内心装的是一个魔鬼，就是因为惧怕受惩罚，他也会做出选择。中国的问题关键是制度，《邓小平文选》里面说得非常好：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 　　 　　 所以，我们应该在政治价值方面多考虑，在制度安排方面多下功夫。当然我们也不能走到另外一个极端，变为制度决定论，好像我们谈制度就不谈道德了，那毕竟还是有关系的，因为你治本也还是要治标的。所以我觉得在这个问题上要分清原因跟结果、分清现象跟本质。对道德跟文化的要求还是应该有的，而且一个制度安排吸收的是全人类共有的东西，这跟中国的道统是毫无关系的。 　　 　　 三、社会共识需要用制度来保障 　　 　　 在重建政治价值时，中国应该有一个广泛的社会共识。在这里，首先我们要把社会共识跟文化道德区分开来，如果不区分的话，你把社会共识就当成道德文化，这就很难谈了。社会共识有时候是很具体的，如果说中国现在有13亿人口应该有一个社会共识的话，而这种社会共识又只有一条社会原则，我认为这是不行的。实际上社会共识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考虑： 　　 　　 一个方面，如果一定要有一个惟一的东西，我觉得除了宪法之外，不可能是任何别的东西。任何一个带有特定民族的、传统的、宗教的、信仰的东西都不可能成为社会共识，一旦把这个作为社会共识，就要导致国家的分裂。宪法所有的价值我认为都是可以挑明的，他肯定个人权力、肯定个人自由、肯定法治、反对人治，肯定各种各样的东西。从这种意义上讲，假定我们要讲社会共识的话，惟一的社会共识就是宪法，这一点在学理上是非常站得住脚的。当代有一个最伟大的政治哲学家、德国的哈贝马斯，他到中国来过两次。当时他就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宪政爱国主义。 　　 　　 第二个方面，我觉得除了这种大的共识以外，我们要呼唤社会共识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要呼唤改革开放应该是一个公正的改革开放，得到的好处跟承担和付出的代价都应该是一样的。在上世纪80年代，中国对于改革开放是有一个共识的；而到了上世纪90年代，由于贫富悬殊，由于很多贪官污吏利用改革来搞腐败，关于改革已经没有共识了。有相当大一部分人，既有知识分子，也有广大的人民群众，他们认为改革开放已经损害到他们的利益了：比如，改革开放是不是应该为一些特殊利益集团服务呢？不应该。一些大的国有企业，石油、化工、通信这些垄断行业出台的一些东西，都是打着改革开放和市场化的旗号，来为他们服务，房地产商说什么一切都是商品化，等等，这些东西大家都是反对的。所以从这个方面而言，大家对于改革开放已经没有共识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又重新提出了把2006 年叫“改革开放反思年”，我们现在面临的任务就是中国人对于改革开放应该重新有一个共识。这个共识，就是改革开放的代价应该由大家来承担，改革开放不应该导致一部分人大发横财，而由另一部分人去承担义务。 　　 　　 在这种意义上，我们的共识的层次显然比宪法要低，但是我们经常用的却是这种共识。有人认为中国进一步发展需要社会共识，我认为这里要补充一点的就是依靠宪法，要宪政民主、要按照法制办事，任何事情都必须按照宪法办事，这是惟一能够凝聚我们的共识的。 　　 　　 当然还有一个更低层面的共识，就是比如说中国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在现代化和环保之间，我们必须要有一个共识，就是不应该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现在许多地方官员为了追求政绩，就没有做到，之所以没有做到，是因为他们的升迁是跟GDP挂钩的，是制度迫使他们这么做的。当我们需要实现这个发展与环保的共识的时候，我们一定不是给官员灌输一些理念，其实这些理念他们都是知道的，环保理念问题跟制度安排问题相比较，我认为环保理念是较为次要的。如果环保问题没有解决，那么在考核政绩的时候、在他升迁的问题上就可以一票否决，这种社会共识实际上是需要用制度来保障的。 　　 　　 四、知识精英应是普世价值和永恒价值的守护神 　　 　　 在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拯救和弘扬中，我们的官员、我们的知识分子应该发扬孔夫子讲的“天下为公”的精神和“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精神，我认为，这两个精神是中国传统文化当中的精华。在中国的传统知识分子的身上，有一种比较优秀的品质，就是强调独立性，还有就是批判精神，他对现实中一些不好的东西，不论是在环境方面，还是在公共道德方面，都应该有一种批判精神。 　　 　　 而现在中国的知识分子最大的问题，就是他太想在体制内得到东西了。这点说深沉了，就是以前毛泽东时代有点不尊重知识分子，在政治上把知识分子当成牛鬼蛇神，他们处于社会的最底层，被戏称为“臭老九”。其实，古今中外，任何稍微聪明一点儿的统治阶级，都是把知识分子当成工具来收买的。改革开放以前没做到这一点，现在搞经济建设了，尤其在中国的大学办学条件好了以后，中国的知识分子完全可以在体制内拿到更多的东西：住房、工资乃至休闲等都可以通过做各种项目来取得。再加上中国是一个行政主导型的国家，大学行政化，学术机构也行政化，因此，今天中国知识分子最大的问题已经转变为在体制内为自己谋得地位和利益，这实际上就是跟着权力的指挥棒在转，他们把自己的智慧、甚至把自己的科研成果都用来替体制做很多不好的事情，替体制作辩护和注解。所以，一谈到中国的知识分子要做什么？我觉得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作为一种普世价值和永恒价值的守护神。为此，首先他要有独立性，还应该有一种批判的精神，而不是一味地要去献身服务。也就是说，作为知识分子关键就要守住这两点，其他该怎么样就怎么样吧，甚至应知其不可为而为之，这就是知识分子应有的责任。具体来说，不管当官的怎么说，之所以我要支持当官的，不是说他是当官的我就要支持他，而只有当官做的事情跟人民的利益和社会共同的价值相一致时，我才这么做。正是基于这样的立场，知识分子对现实中一些比较好的东西，比如现代化和环保主义理念，应该大力去弘扬。 　　 　　 结语 　　 　　 综合而言，在当今时代要传承中国传统文化，中国的知识精英应该具有批判精神，从而有选择性地继承和弘扬，由此来弥补由于制度的缺失造成的道德缺失。现在，中国的首要问题就是重建政治价值。在这个问题上，治标也要治本，但根本的却是治本，治标跟治本应该同时并进，而且我们更应该清楚，治本更为重要。 　　 　　[首页] [上一页]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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