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代表论兼论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理论基础第2页

　　　政治代表论兼论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理论基础第2页

　　说代表的内容是利益，只是一种宽泛的说法，因为“利益”一词并不容易界定，而人们对国家代表的是个人利益、集团利益、阶级利益还是公共利益，也往往存在不同的看法。自由主义尤其是功利主义学派，如边沁、亚当·斯密认为，个人利益之总和就是公共利益，人们在自利之心的驱动下追求个人利益，通过一定的机制，便能够导致全社会利益的增进。“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是其基本原则，国家也是个人利益顺利实现的工具。[13 ]现代多元主义政治理论则从现代社会的分化和利益的组织化出发，把国家看成是不同团体的利益互动、博弈的工具，国家的存在说明在多元的集团之间达到了某种平衡。[14 ] 而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则从阶级分化出发，把国家看做是阶级利益冲突的结果，而这种阶级利益的冲突所导致的并不是一个完全超越两个对立阶级利益的第三种中立性力量，尽管在实际上它也在一些方面体现被统治者的利益，但就本质而言则是在所有制关系中居于支配地位的统治阶级维护自身利益的工具。认为国家是公共利益、全民利益的代表，这无疑是一种理想的形式，也是理想类型的无产阶级国家的本质。可见，尽管人们对利益可以从个人、集团、阶级、全民等层次去理解，但这些理论均认为国家代表的是一种利益。

　　

　　然而，关于代表意见却有完全相反的见解。卢梭、西耶斯及法国大革命时期的雅各宾党人便认为意见可以被代表，政府正是公共意见的代表者，国家意志是人民内心真实想法的体现。卢梭专门区分“众意”与“公意”，“众意”是人们的私利的简单累加，而“公意”则是每个人排除私利而产生的整个政治共同体的利益。卢梭甚至提出，个人很可能为私欲所蒙蔽而无法认清公意，此时由他人来代表自己表达公意便是顺理成章之事了。[11 ] ( P39) 卢梭的理论对后来的政治哲学产生极大的影响。20 世纪的极权主义( totalitarianism)与这一卢梭式的激进民主主义有着内在的一致之处。在极权政体中，意识形态统治一切，国家的意

　　

　　志实际上被看做是抽象的人民意志的体现，具体的个人被剥夺了表达不同意见的权利，而只有一种自称为“代表者”表达的意见。

　　

　　与上述观点相反，一些反思极权主义灾难、主张审议式民主( deliberative democracy) 的学者则认为，意见是不能被代表的，只存在纷繁复杂、变动不居的多样的个人的意见，而没有所谓的抽象的“人民”的意见。并且，在政治实践中，“人民意见”这一抽象概念很容易成为某种特殊利益的集团为实现其私利的工具，以“人民”的名义抹杀具体个人的价值。再者，“人民意见”的可变性也使得它不能成为一个稳定的政治结构的理论基础，正如在流沙之上不能建造房屋一样。因此，政治生活应当是让不同的意见得以表达、交流的过程，人们在这一过程中，倾听他人的不同意见，尝试从多个不同的角度看问题，并随时准备修正自己的意见。持这一观点者以美国政治思想家汉娜·阿伦特( Hannah Arendt) 为代表。在阿伦特等人看来，承认意见可以被代表，其实是把普通公民排除在公共政治生活的大门之外；而化多样的不同意见为一种意见，更会倒向以恐怖支配为本质的极权主义，在政治实践中有着极大的危险性。关于代表意见的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体现了在集体意志与个人意志之间的取舍。是否能够以及如何能够在二者之间进行平衡，达到一种理想的“既有民主，又有集中；既有纪律，又有自由；既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毛泽东语) ，仍是政治理论所要探讨的问题。

　　

　　三、政治代表的实现机制：一种还是多种？

　　

　　在人类社会政治实践中，政治代表是以何种方式实现的，这就是政治代表的机制问题。在传统社会，人们往往认为统治者的权力来自于上天，在西方中世纪，这种权威观被中世纪政治思想研究者乌尔曼概括为“下降理论”，奥古斯丁、阿奎那均是“下降理论”的代表。[15 ] 在传统中国，统治者的权力也被认为是上天所赋予的，皇帝号称“天子”，从理论上讲对其属下的臣民有绝对的支配权力。把政治权力看做是自下而上，来自于人民，是西方日耳曼人的传统，这种“上升理论”在近代资产阶级革命后，开始得到发扬光大，并最终成为现代政治制度的理论基础。西方代议制度正是按这种精神建立的。代议原则的实质是，议员是全体人民的代表，因而拥有不受选民支配的独立权威。他们的权威并非来自个别的选民，而是始终来自全体人民。议员由各选区选出，他们有一定的任期，议员当选后便不受选民意见的左右，尽管需要把选民意见作为决策之参考，但他们只对自己的良心负责，他们不是其所在选区的代理人。代议制度的精神在英国政治思想家埃德蒙·伯克( Edmund Burke) 那里得到了明确的表述，他在著名的对布里斯托的选民发表的演说中说：“国会不是来自各种敌对利益的大使所组成的集会，即并非每人都是一个代理人及保护者，必须维护其利益而反对其他代理人及保护者，而是一个国家的深思熟虑的会议，只有一个整体的单一利益，不应由地方性目的及地方性偏见所支配，而应该是以来自整体之一般理性的公善为其目标。”[4 ] ( P32)

　　

　　代议制一方面从形式上确认议会权力来自于人民，议员由人民选举产生，另一方面，议决过程却不受人民所左右，而只是由少数精英参与，决策实际是由这些占人民数量比例极少的少数议员按照“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作出。这一制度可以说是把大众民主参与和精英统治很好地结合起来，在实践中运作起来也自有其效力，故自由主义理论家一般都支持这一制度。因为就形式而论，它已经保障了政府的民主基础，通过选举的方式，赋予代表的权力以一种合法性。

　　

　　然而，议会所作出的决议是否真的能代表民意？政府到底是否在实质上代表社会？这些问题仍充满着争议。例如，卡尔·施米特曾通过对魏玛德国危机的反思，指出代议制本身存在致命的弱点。其一，施米特批评议会多数原则的纯粹技术性的考虑，即多数无论是绝对多数还是相对多数，都只是一种技术性制度安排。其二，议员选举结束便意味着机会均等的大门被关闭，当选者享受政治的“剩余价值”，“只要反对党不在自己这方面获得明显的相反多数，过去存在的多数即便当前不再是多数，也继续占有国家政权”[2 ] ( P279) 。施米特进而从理论上区分“合法性(legitimacy) “与”合法律性(legality) “，指出议会按照宪法所规定的程序作出决议，其行为及决议只是具有”合法律性“，却很可能因与人民的意志相左而不具有”合法性“ ，此时也就意味着议会代表性的丧失。施米特指出，议会制不等于民主制，议员并不以体现人民意志为存在的理由。他写道：“如果出于实践和技术上的原因，人民信赖的人能代替人民作出决定，那么一个唯一的被信赖的人也能以这个人民的名义作出决定。这种论证可以为反议会的恺撒主义辩护而仍不失为民主的论证。”[16 ] ( P185)施米特指出，现代议会制的观念诞生于反对绝对王权君主的秘密政治的斗争，其原理是对公开性和公共性的信任，而当议会的公开辩论成为空洞的形式时，它便失去了存在的基础和意义。[16 ] ( P200)

　　

　　施米特的分析引出了关于代表机制的一个重要问题，即形式的代表与实质的代表之间的关系问题。依施米特之见，一种实质性的代表应当能够体现政治存在本身，反映人民真实的集体意志。代议制政府实现了形式的代表，却不能充当实质的代表，它不涉及政治存在本身及其意义。在施米特看来，实质性代表的观念其实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思想中得到了应用。马克思主义把无产阶级界定为全人类根本利益的代言人，因而无产阶级专政在本质上体现的乃是全人类的普遍意志。

　　

　　然而，“形式的代表”本是一个包含着悖谬的词，徒具某种形式其实是无法承担代表功能的。代表就其应有之义来说，必定是实质性的。施米特为当时魏玛德国议会制的危机所局限，而未能虑及在另一些国家代议制政府能有效运作并得到人们实际的支持这一事实。在这个意义上，代议制政府也是代表性实现的一种方式。反之，追求实质代表性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如果缺乏必要的制约机制，公共权力也可能会被私利所俘获而失去其代表性。这就是说，代表机制是有多种形式的，但代表性却是政府存在的基础。一旦这种代表性发生问题，国家与社会之间发生断裂，政治危机就会出现，政府就面临能否存续的挑战。在此意义上讲，政治革命便是以一种具有代表性的新的公共权力组织，代替已经丧失代表性的旧的政治组织。

　　

　　对代表机制多样性的确认，为人们摆脱区分民主与非民主的冷战思维提供了一条出路，同时，它也意味着对多元文化的宽容态度，至少它尊重不同国家政治制度的差异，而不诉诸某一种纯粹的民主标准。在这一点上，艾里卡·沃格林可谓独具慧眼。沃格林在论及苏联政府时指出，批评者和辩护者围绕苏联民主问题展开讨论，并未涉及问题之根本方面。通过对共产主义的理解去理解苏联，也是不得要领的。[3 ] ( P22) 在他看来，人们可以质疑苏联政府是否能真正代表苏联人民，却不能否定苏联政府代表着苏联社会。“苏联政府的立法和行政活动在全国范围内是有效力的，因为政府的指令得到人民的服从，尽管存在从政治上讲无碍宏旨的效率低下的现象。苏联之所以能够在历史舞台上成为一个大国，恰恰是因为苏联政府实际上能够操作苏联社会的人力、物力资源所供养的一架庞大的军事机器。”[17 ] 沃格林虽然来自西方文化传统，但他对东方文化予以了高度的关注，这使得他对政治的理解能跳出西方中心论的藩篱，在更为开阔的视野中去思考政治的本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