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越形而上学抑或理性与自身的区分——费尔巴哈、马克思和尼采

　　　超越形而上学抑或理性与自身的区分——费尔巴哈、马克思和尼采

(3) 未知

　　费尔巴哈对理性和感性的地位的颠倒尽管违背近代原则的开端，但是在对抗中并没有脱离近代原则的秩序。“启蒙不是以自己独具的原则对待信仰的意识，而是用信仰意识本身就具备的这样一些原则。”[30]直接意识在抗拒宗教时也无法摆脱宗教的规定，随着绝对者的观念，宗教已经完善了意识的形态。虽然有各种各样的批判，但直接意识并没有再造出关于人和他的神的新观念，这一点说明，观念表象的所有内容都已经耗尽了，直接意识只能重新捡起已有的所思之物中的内容。正是在这里，尼采看到人的价值评价的堕落，他称之为道德的奴隶起义，并把它作为第一次全面的价值转换投射到西方历史中去。[31]益用的视角及其所属的算计在统治性意志低落之后才得以确立并且成为善的尺度。而马克思从根本上废除了宗教和道德意识形态，因此，彻底地摆脱了这种奴隶意识。对他来说不存在宗教和道德重建问题。

　　马克思的批判以改变生产关系的整体为目标，显示出一种激昂的对完整性的追求，只有近代意识认识并且向自己的行动要求这种追求。有关直接意识，它本身产生于宗教的完善，并且一方面属于宗教意识，另一方面与之相排斥。马克思的思想本身含有一种潜在的“宗教”意味，在践行真理中把握真理。他的科学批判愿服务于历史的使命，成为共产主义社会的助产士。马克思的科学不满足于对所有现存者的批判，这些现存者同时也是实证科学的对象并且被理解为实证科学的现实的真理。马克思的真理却还有待于实现，而真理的实现不是通过直接意识，而是通过扬弃已经堕落为意识形态的意识，去从事革命实践。这里，科学预测的失误恰好证明了思想的纯正，用尼采的话说，思想的诚实。在革命实践中，马克思的科学本身作为一种明确的世界形态走上其特定的历史位置。

　　在超越形而上学的运动中，费尔巴哈和马克思将哲学世界化了。尼采却与此不同，他对现代人性的真实性的怀疑一直追溯到哲学的源泉，他认为苏格拉底和柏拉图是最早的基督教现象，而基督教不过是民众的柏拉图主义。尼采对哲学的看法与他的中心主题相关——道德，也就是在历史现实中堕落的基督教道德。而哲学和宗教一样皆是道德意识形态。他认为：“迄今所有错误中最严重、最漫长和最危险的是教条主义者的错误，也就是，柏拉图所发现的纯粹精神和善本身。”[32]与这两者的斗争既带来人性历史的张力，也带来它的困境。而这种困境只有通过“狄奥尼索斯反十字架上的基督”才能够最终被克服。反柏拉图主义揭露了迄今以来创造价值的高人对生命本身的误解，它针对的是真理意志的一贯历史。对基督教的毁灭性批判才触及高人创造所采纳的价值尺度——苦行僧理想——和这种尺度本身的价值，指出一切价值转换的历史必然性。一切价值的转化开创出权力意志的新世界，其全新的价值尺度是自我-超越。耶稣是尼采所认可的唯一的基督徒，狄奥尼索斯取代十字架上的基督实现了世界尺度的更新，赋予新世界以信仰的确定性。

　　与启蒙的自由精神不同[33]，尼采自称是“优秀的欧洲人和自由的、很自由的精神”，他探问人性历史这张拉满的弓的“最远目标”和弓矢的使命。[34]与现代人疲惫的悲观主义相反，尼采把希腊文化看作是强大的悲观主义，它来自充沛的健康。以健康的直觉为特征的人性历史成为基督教的前史，尼采称之为狄奥尼索斯现象。在希腊晚期，“悲剧死于道德的苏格拉底主义，辩证法，理论的人的知足和爽朗”[35]，对于尼采，这已经是准-基督教。尼采认为教会宣扬的基督教否定了肯定生命的原始的神，他在耶稣身上仍看到这个神。而形而上学的神，也就是道德的上帝，则是堕落的最后阶段。作为物自体，道德之神处在任何现象之外，因而也在认识之外。这样一种“精神化”是生命的没落，它源于生命对自身的摧残，而这种残酷贯穿了整个世界历史，直到它在历史现实中的虚无主义的终点。这里，哲学的完成被当作某一开端的终点而遭到排斥，这个开端耗尽了自身的力量，必须转回到它那被忘却的源泉中去。尼采认为这个源泉以狄奥尼索斯的精神为尺度。这是另一种信仰的另一个世界。哲学向源泉的回归以完成反基督的使命为条件，必须创造出大地的神，一种对生命的新的信仰。

　　三、

　　超越形而上学的运动走在两个相反的方向上：（一）超出完满的终点和（二）越过导致形而上学结束的起点。在以超越完满的终点为标志的第一个阶段，费尔巴哈和马克思对绝对形而上学的背离为传统自然理性本身的种种矛盾所推动，尤其是在它向思辨的知过渡时发生的矛盾。自然理性看到自己为概念把握的哲学理性所取代，后者论证了绝对者的自由并且为人的理性的绝对自由创造了直接的知。这种绝对自由在近代的开始就已经作为新时代的原则在艺术和宗教中彰显出来。费尔巴哈和马克思对宗教、哲学的批判立场本身处在近代哲学的扬弃神学并废除宗教的倾向中。他们把批判锋芒对准黑格尔，因为正是黑格尔的思辨为神的直接的知进行了论证，使它获得科学的形态并且将之现实化了。思辨哲学从原则上超越了所有对神性的直接的知的否定。

　　在以越过起点为标志的超越形而上学的第二个阶段，形而上学的终点被理解为其开端的后果。哲学理性本身变得有争议。不依赖近代的原则，尼采充分发挥了视角性的思维方式，它在与不同视角进行交锋时显示了令人惊叹的怀疑艺术。立于现代自身的土地上，对于尼采来说哲学始终就是世界化的。正是世界化的哲学所阐释的世界唤起尼采对哲学的开端的怀疑，世界从开端起一路堕落到当下历史的危机。实证科学建立了世界的直接性，而随着尼采对其幕后世界的发现，这种直接性消失了，世界的背后是与迄今历史的种种不纯洁的关系，它表现在艺术、宗教和哲学的历史现实中。现代在艺术、宗教和哲学上的否定性经验打破了日常意识对待传统的无所谓的态度。怀疑的功绩在于区分现代世界和迄今的历史，而世界对历史的排斥力量正来源于历史本身。

　　和哲学历史的断然区分是现代世界的特征。超越形而上学需要自己的历史学，在实证科学形式中的历史学——自然的人的谱系学。近代意识的历史被释放到先于意识而生存的存在之中，存在成为思想的基础或者说源泉。思想家每一次都从原始存在中整理出一部世界历史作为批判的基础，而历史总是带着有待重新发现的史前特征。在费尔巴哈那里，历史仍然是哲学理论的历史，在神学的意义上的哲学被颠倒为人类学，成为通俗的人的意识。这种颠倒作为哲学的继续，它没有把握历史现实的本质矛盾，无法达到现代世界。马克思指出历史是不断进步的生产关系在历史现实中凝结的阶段性层次的递进。虽然他把人的自我生产放在自然需求的基础上，但是，正是作为直接经验，人的当下现实是历史发展的结果——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展望革命的必然性及其未来世界，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成为马克思的科学——政治经济学——研究和批判的对象。“尼采的历史也是一个早就潜滋暗长的将来。”[36]他以一切价值的转换为宗旨构撰了一部道德评价的历史。历史是由苦行僧理想所规定的堕落历史，勾画出现代人的灵魂的困境——虚无主义。所有这些历史都有这样一个开始，这个开始已经被看作是消失的史前世界的终点。史前世界不在历史的当下，但却是现代人所向往的未来世界。这种渴望在各个思想家那里有不同的反映，费尔巴哈著有《神谱》，马克思设想了人在业余时间里的自由活动，尼采创作出游戏中的赤子用来比喻超人。然而，当下世界是如此地独特，它不可能是从前的、前形而上学的世界的重复。世界是直接意识的世界，据此，它是意识的当下历史现实的对象。要改变这一世界，就要求改变直接意识，而意识的改变依赖于其“基础”的改造。思想家们对世界基础做了各自不同的阐释，然而，作为先于思想的存在，基础不由思想来决定。

　　上一页 1 2 34 5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