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海德格尔看中西哲学美学的互动影响

　　　从海德格尔看中西哲学美学的互动影响

　　来源： [ 08-08-13 10:05:00 ] 作者：朱立元/刘旭光编辑：海德格尔对于中学的第二个启发在于，一些中国哲学中古老的，一度被斥为神秘主义的思想与范畴获得了新理解和评价。首先是“道”。什么是“道”？它有何意蕴？这个问题无论从西方传统的本体论或者认识论的角度都是无法说清的。我们知道，中国哲学偏重于结论而缺乏对结论的逻辑推绎，随着时代的变迁，通向这些结论的道路渐渐模糊了，因此对于中国哲学来说，重新找到通向源头的道路是当务之急，问题是如何寻找？海德格尔的思想，特别是他的思想的中心词——Ereignis，为我们理解“道”和寻找这样一条道路提供了重要启示。人们在对Ereignis的研究中，发现它和老子在《道德经》中所描述的“道”是有相通之处的，而海德格尔的Ereignis又是对西方思想的反思中，通过一步一步的消解逐步推导出来的，是西方思想脉络上的一个环节，是有迹可寻、可以表述的。而“道”恰恰相反，无迹可寻，可意会而不可言传。由于Ereignis和道在精神实质上的相似，这就使得Ereignis有可能成为通达“道”的一座桥梁，从而为我们理解”惟恍惟惚”的“道”指明了方向，为我们理解“道”的意义与内含提供了一个参照。同时Ereignis所体现出的非现成性识度，它的当下构成性和它作为生存的终极境域，对我们理解“中庸”、理解大乘佛学之“中道”都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可以这样说，近十年来部分中国学者对“道”的理解是海德格尔式的，或直接受到海氏的启示。

　　其次是“悟”。近代以来以西方的认识论框架建构起来的中国哲学的认知模式，总是和民族思想的特质隔着一层，中国人讲求“涤除玄鉴”，讲求“物与神游”，讲求“悟”、“涵泳”，这都不是概念性的认知，这种认知方式一度被斥为神秘主义，如何理解这种认知方式，它的精神实质是什么？它到底有何价值？海德格尔关于“领会”与“思”的思想为我们理解这种古老的认知方式指出了一条道路。

　　 “思”是什么意思？它和逻辑思维有什么区别？海德格尔认为区别在于“思”是非客观化也即非对象化的。他认为“思”乃是那种行为，它从某个一向自行显示并且如何显示的东西那里让那个必须从显现者方面来道说的东西给出自身。思并非是一种关于作为客体的其物的表象，只有自然科学的言与思才是客观化的”，思不是任何知的工具，“在思中既没有方法也没有论题，而倒是有地带”[2](p1088)。这地带就是Ereignis，思的任务就是把Ereignis带上前来、开放出来，思就是对Ereignis的应答。这样一种思对于中国哲学与美学来说具有重大的方法论意义，这种非概念性的思或者是通向本然之中国哲学与美学的一条道路，如果我们把Ereignis在此换为“道”，那么我们就可以说思是道的应答，这样一来，“思”不就是“悟”吗？而“妙悟”正是民族审美接受的根本方法，这就有可能把中国美学从主客二分的认识论中解放出来，为建立真正的中国美学确立方法论根基。

　　总之，通过海德格尔，中国哲学与美学的非现成性，也就是生成性和缘发性被凸现了出来，这使我们对中国哲学与美学的一些特质可以有更加清晰的认识，可以这样说，海德格尔之所以成为一时之显学，是因为借助对他的研究，学界掀起了一场民族思想精神的再发现。

　　海德格尔给了我们启发，反过来，我们也从海德格尔那里嗅到了华夏民族思想之特质的气息。他能给我们以启发是因为我们在他那里看到了两种思想在精神实质上的相同或相似，但这不是偶然的。在西方的那些伟大思想家中，海德格尔是唯一一位真正尊重并且吸收了中国思想的思想家。如果说海德格尔的前期思想是西方思想反思自身的必然结果，那么他在后期的转向，他的大道学说，显然受到了东方思想，主要是中国思想的影响，或者说，在接触到中国思想后，他的一些思想由于得到了参照与佐证而明晰化了。

　　有很多证据能够证明海德格尔接触到了或者接受了东方思想，人们甚至将这些材料与佐证编辑成了一本名为《海德格尔与亚洲思想》的书[3]。在中国思想中，海德格尔主要接受的是道家思想，对道家思想的理解构成了他对东方的基本认识，而这种认识启发并且影响了他对“大道”，“语言”与“技术”的思考，成为他思想当中的一个有机部分。

　　最有力的证据是1946年他与中国学者萧师毅合作将《老子》译为德文，虽然只译了八章，但这足以使得海德格尔深入地思考中国思想的最核心的主导词——“道”。这种思考显然不是1946年才开始的，有证据表明，早在1930年海德格尔就已经熟悉庄子思想了，因此他应当很早就了解“道”。虽然我们还不能断定“道”的思想究竟在何种程度上影响或者启发了海德格尔思想的主导词Ereignis（但这种影响是不容怀疑的，这本身是一个需要随着译介的深入而展开的课题），但是当海德格尔自觉地把“道”与古希腊思想的主导词Logos经及他的Ereignis进行比较时，一场对话发生了。

　　什么是海德格尔理解的“道”呢？海德格尔把它和德语当中的“weg”（道路）联系到了一起。他说：“也许weg一词是语言的原始词语，它向沉思的人道出自身。老子的诗意运思的引导词就是‘道’(Tao)，根本上意味着道路。但是由于人们容易仅仅从表面上把道路设想为连接两个位置的路段，所以人们就仓促地认为我们的‘道路’一词是不适合于命名‘道’所道说的东西的。因此人们把‘道’翻译为理性、精神、理由、意义、逻各斯等。……但‘道’或许就是产生一切道路的道路，我们由之而来才能去思理性、精神、意义、逻各斯等根本上也即凭它们的本质所要道说的东西。也许在‘道路’(weg)即道(Tao)这个词中隐藏着运思道说的一切神秘的神秘，如果我们让这一名称回复到它的未被说出状态之中而且能够这样做的话……，一切皆道路。”[2](p1101)这即是对古老的东方思想的再阐释，也是一种吸收，如何能够思入Ereignis的运作与展开？通达Ereignis之途在那里？“道”这一中国思想的中心词以其表面上的道路的意义与其蕴含并揭示的道域——也就是缘构发生的终极境域——在此提供了决定性的启发，Ereignis的运化与展开，或者说显现，本身就是道路，道路就是显观。“道”所道说的东西以及它的在中国人看来表面上的道路的意义把Ereignis引入深入，引入Ereinis的显现也就是语言的本质。在此我们可以发观，海德格尔通过Ereignis所完成的对主客二分、二元对立的超越显然包含着中国的传统思想以及对它的自觉吸收。

　　在这一中西对话当中，中国的思想向西方道出了自己的神秘，而这种神秘被理解、被吸收、被印证，西方也向东方诉说着所来之路和将去之途，而这种道路被认同、被领会，被追循。在“思”的道路上，在通向终级境域的途中，中西方彼此解蔽，共入澄明。

　　对话还不止于此，两千多年前当庄子以无用之树（注：参见《庄子·逍遥游第一》.）为喻指出通达“逍遥游”之途时，恐怕不会想到两千多年后它能够成为一位西方思想家反思技术时代之本质的利器。庄子的无用之树给了海德格尔这样一种启示：“人对于无用者无需担忧。无用性的力量使他具有了不受侵犯和长存的能刀。因此，以有用性来衡量无用者是错误的。此无用者正是通过不让自己依从于人［的标准］而获得了它自身之大和决定性的力量。以这种方式，无用乃是物或事情的意义。”[4](p448-449)无用就是物的意义，这一典型的庄子式的命题引发这样一种思考：“当我们冒险去思考‘技术’、‘语言’‘流传’这些词所表达的实情和实际情况时，这样的一种研究就并非要直接导致一种在教学中引入实用性课程形态的思想。通过这种研究，一个视野倒是能够在无用中向认知开启，如果我们自己对之还没有注意到的话。这个［在无用中开启的］视野或地平域，时时处处地决定着所有关于教学和实用的思考。”[4](p449)在这种思考中，东方古老的生存哲学给予西方一个推动与引导，推动他们去消解在有用性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学科体系与知识系统，去消解技术的霸权与技术的异化。海德格尔对于技术时代的全部思索，就是对庄子的有机事而不可有机心（注：详见《庄子·天地》，这一观点很受海德格尔的朋友海登堡的重视，海德格尔本人也对庄子的这一思想有过深入思考。）这一观点的应和。

　　从某种意义上讲在海德格尔处发生了一场真正意义上的中西方思想的对话，中国思想的价值第一次被西方思想家发觉并重视，古老的中国思想第一次被尊重并获得了平等的对话地位，中国思想以其缘发性，生成性，以其独特的认知方式和生存论视野，向西方的思想家展示了一种非主客二分的、非逻辑的、非科学的、非二元对立的，从根本上讲是非形而上学的全新的理论视域，一种思想的新的维度。这种思想无论在哲学上还是美学上，都是与西方思想传统相异甚至对立的。当西方真正以一种平等与开放的心态正视中国思想的时候，这种与西方的截然不同思想就向西方提供了一个参照和契机，为西方突破自身提供一种可能。海德格尔曾经这样呼吁：“对于我，与那些相对于我们来说是东方世界的思想家进行对话是一桩一再显得急迫的事情。在这个事业中的最大的困难，就我所见，来自这样一个事实：在欧洲或在美国，除了很少几个例外，几乎没有什么思想家能通晓东方的语言。”[4](p450)

　　中西方对话之所以被海德格尔所看重，是因为这样一种期待：“我们中间又有谁能断言，是否有一天在俄国和中国，那种非常古老的思想传统将复兴，并因而有助于使人与技术世界具有一种自由的关系？”（注：见海德格尔1966年与《明镜》报记者的谈访。）这样的看重与期待对中学本身是一种鼓舞和激励，在这场对话中，西方得到了启发，获得了一个参照；中国得到了认同，获得了一条自我再认识钓道路。在对话中双方相互启发着、参照着，共同在自我认识的道路上走向澄明，在一种相互推动中完成自身的使命。这正是海德格尔成为学界之显学的原因所在。这也是国学研究突破西方中心论的一个契机。但这仅仅是一个契机，所谓的突破并不是复古，并不是和西方对立起来，中学借海德格尔展开的自我再认识并不是以文化保守主义为目的的，从某种意义上讲我们仍然是以西方对中国的认识来理解传统文化的，只不过这一次西方表现得更加愿意理解东方，和东方的共识更多一些。因此，任何从海德格尔处获得的对中国思想的再阐释都不应当被视为华夏古老文明的本有之物，而应当被视作东西方在一场对话中相互激发与碰撞出的火花，是二者共同谛造的另一个东方，当然也是另一个西方。我们需要的是中西文化之间真正平等的对话与交流，而拒绝任何封闭的文化保守主义和文化上的自大倾向，我们必须明白，中国古老思想的现代化之路绝不是复古与封闭，而只能是开放与吸收。

　　【参考文献】

　　 [1]　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M].北京：三联书店，1999.

　　 [2]　海德格尔.海德格尔选集[C].孙周兴选编.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6.

　　 [3]　G.Parkes,ed.Heidegger and Asian Thought[C].HONOLULU: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1987.

　　 [4]　转引自张祥龙.海德格尔与中国天道[M].北京：三联书店，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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