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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浪漫到平实从文人关注视野与生活情趣的转变看宋代文学的理性精神
由浪漫到平实——从文人关注视野与生活情趣的转变看宋代文学的理性精神
来源： [ 08-08-21 11:44:00 ] 作者：田耕宇 编辑：《论语》所录孔子言行：
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夫。／子谓韶，尽美矣，又尽善矣。／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食不厌精，脍不厌细。／（曾晳）曰：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夫子喟叹曰：“吾与点也。”……
孔子为百代宗师，为推行自己的学说和政治主张，周游列国，在陈蔡之地被政敌所困，粮尽、弟子病倒，他却处乱不惊，弦歌鼓琴不止。他的儒雅风范堪称典范，但其于世俗日常生活的热爱也是明显的。
汉代以后那些自称为儒的迂腐之人，认为人的一切行为都只有所谓的“兼济天下”才具有价值，殊不知这恰好走上了违背人性的歧路。那些钟鸣玉食、锦衣轻裘的贵族文人一方面过着腐朽糜烂的生活，一方面却虚伪地摆出一副救世主的说教嘴脸，装出不食人间烟火的样子，使文学成为宣扬其统治阶级伦理道德的工具。
缪钺先生说：
凡唐人以为不能入诗或不宜入诗之材料，宋人皆写入诗中，且往往喜于琐事微物逞其才技。如苏黄多咏墨、咏纸、咏砚、咏茶、咏画扇、咏饮食之诗，而一咏茶小诗，可以和韵四五次（黄庭坚《双井茶送子瞻》）、《以双井茶送孔常父》、《常父答诗复次韵戏答》，共五首，皆用“书”“珠”“如”“湖”四字为韵。）余如朋友往还之迹，谐谑之语，以及论事说理讲学衡文之见解，在宋人诗中尤恒见遇之。此皆唐诗所罕见也。[11]
这段话虽写的是宋诗的特点，但宋诗所传达出来的却是代表自杜甫以来文人士大夫在传统生活理想和立身行事之外的生活情趣与关注视野的转变，是中唐以来文人心态渐次向内收敛这一社会心理转变导致的必然。被扭曲了的人性在世俗地主阶级那里得到了很大的复原，加之市民生活情趣和生活观念的冲击，离经叛道的南禅宗思想的影响，正统文学出现了以往少有的新气象，它反映出人的主体意识迅速觉悟。文人们不再板着脸孔只唱一个调子，而是将自己生活的全部统统展示出来。在有明显市民思想意识影响下，晚唐诗词中男女两性之事墨粉登场，表明文人们关注的视野除去建功立业外，已经大大拓宽。虽然这些“俗情”仿佛与文人的“儒雅”身份十分不谐调，但毕竟是他们所思、所想、所为。
另一方面，文人毕竟是文人，他们关注的视野更多还是与其身份相协调的“雅趣”。从中唐开始，与文人生活情趣相关的琴棋书画、文房四宝，品茗、论诗、论书、论画、唱酬、雅集更是文学着力表现的题材。试看以下作品大量出现，就可以见出文人生活的丰富：白居易有《废琴》、《好听琴》、《船夜援琴》、《琴》、《楚妃叹》、《雨中听琴者弹〈别鹤操〉》、《琵琶行》，韩愈《听颖师弹琴》，卢纶《河口逢江州朱道士因听琴》，元稹《听妻弹〈别鹤操〉》，雍裕之《听弹〈沈湘〉》，孟郊《听琴》，薛能《秋夜听任郎中琴》，韦庄《赠峨眉山弹琴李处士》，李冶《从萧子叔听弹琴赋得〈三峡流泉〉歌》。
宋人对琴更是独有会心之处，大作家如欧阳修、苏轼等人更是写下不少琴诗和论琴艺的作品，如欧阳修《三琴记》、《送杨畏序》、《论琴帖》、《夜坐弹》、《弹琴效贾岛体》，苏轼《舟中听大人弹琴》、《破琴诗》、《行香子》、《琴诗》。
围棋是中国文人酷爱的智力游戏活动，一部灿烂的围棋史使中华文化瑰宝显得更加富有民族特色，传说尧舜以棋教子，而战国时期纵横家们以围棋显示他们的纵横思想。儒、道、名家无不谈棋，有人称孟子为围棋鼻祖。汉魏时期著名文人无一不精通棋艺，班固、李尤、马融、应瑒、王粲、蔡颖等棋艺高超，而且精研棋理。班固有《弈旨》、马融有《围棋赋》，“竹林七贤”、王、谢世家在棋史上留下不少佳话。入唐以来，琴棋书画并称，张彦远引唐人何延之《兰亭记》说：“辩才博学工文，琴棋书画皆得其妙。”[12] 而棋待诏的出现， 标志着棋史一个崭新的里程碑的出现。“永贞革新”的主要人物王叔文就是以善棋为待诏，入东宫侍奉太子，并乘机向太子讲述人间疾苦事，得到太子喜欢，太子继位是为唐顺宗，重用王叔文等人进行著名的“永贞革新”。
中唐以来，以围棋为文人的闲情雅兴和避世高情之风盛行，白居易、元稹等人更是嗜棋成癖，不仅二人时常相聚论棋，而且有客来访竟以棋待客。传说元稹居家待客有两大佳处，一是酒，二是棋。他十分得意地说：“酿酒并毓蔬，人来有棋局。还酿凭耐酒，运智托围棋。”[13](P4494)
长庆元年，元稹在府中举行一次围棋盛会，连德高望重的老丞相段文昌也兴致勃勃的参加，元稹为此写下《酬段丞与诸棋流会宿弊居见赠二十四韵》诗，诗中笔墨酣畅地描写了这一盛会，而且称“此中无限兴，唯怕俗人知。”[14](P4525) 由此看出他是满足于这一种高雅情趣。白居易棋艺虽不精湛，但其爱好一如元稹。他谦虚地称自己“及至书画棋博，可以接群居之观者，一无通晓”。尽管如此，白居易仍然“花下放狂冲黑饮，灯前起座彻明棋。”[15](P320) 有客来访时“晚酒一两杯，夜棋三数局。”[16](P147) 甚至“围棋赌酒到天明。”[17](P359) 晚年的白居易，自号香山居士，常与胡杲、吉皎等八位德高望重的老者，聚会香山斗棋，称为“香山九老”。明代画家黄彪专门作《九老图》再现九老弈棋的情景。晚唐人因时代黑暗，大多避世，弈棋与观棋就成为文人生活中的一大闲情雅趣，试读以下诗句：
樽香轻泛数枝菊，檐影斜侵半局棋。
——杜牧《题桐叶》
岩树阴棋局，山花落酒樽。
——许浑《题邹处士隐居》
园里水流浇竹响，窗中人静下棋声。
——皮日休《李处士郊居》
萧骚寒竹南窗静，一局闲棋为尔留。
——郑谷《灯》
棋声花院闭，幡影石幢幽。
——司空图《与李生论诗书》
对局含情见千里，都城已得长蛇尾。
——温庭筠《谢公墅歌》
对面不相见，用心如用兵。
——杜荀鹤《观棋》
在这些诗中，不管诗人以怎样的心思和感情投入，都可见出他们对围棋的深爱。
宋代文人虽说少了唐代文人那种侠气，但儒雅风度远胜唐人。加之宋代重文风气，文士更是倾心于棋艺，无论欧阳修、苏轼、黄山谷、陆游、杨万里等一批著名文人，还是整个社会，对围棋的倾心都超过前人。宋代延续唐代棋待诏制度，各地方举荐，朝廷严格考试，都市中还出现了棋会这一民间围棋组织，出现了大批棋手，后世称之为“棋工”。正如绘画一样，大量画工的出现，必然推动画艺的普及。但后人之爱棋，绝非棋工之功利，就如“画工画”与“文人画”有别一样，文人将弈棋与观棋都作为一种高雅的活动来参与。一代文坛宗师欧阳修自称“六一居士”，其《六一居士传》自称：“吾家藏书一万卷，集录三代以来金石遗文一千卷，有琴一张，有棋一局，而常置酒一壶，以吾一翁，老于此五物之间，是岂不为‘六一’乎。”[18](P305) 在《新开棋轩呈元珍表臣》诗中，欧阳修这样描写他新辟幽雅棋轩的环境，表现了他对弈棋特有的文人雅趣，其云：
竹树日已滋，轩窗渐幽兴。人闲与世远，鸟语知境静。春光蔼欲布，山色寒尚映。独收万虑心，于此一枰竞。[19](P365)
摆脱世间纷纷扰扰，在变幻莫测的小小棋局中，让精神自由驰骋，静以忘忧，使许多常处宋代政治争斗和时代危艰的文人们得到心灵的休憩，是文人们在棋中所获得的乐趣。试读下列诗句：
世上滔滔声利间，独凭棋局老青山。心游万里不知远，身与一山相对闲。
——黄庭坚《观叔祖少卿弈棋》
棋局每坐隐，屏山时卧游。
——陆游《夏日》
时引方外人，百忧销一局。
——文同《棋轩》
文人有时难免争胜斗奇，以弈棋赌胜负，以小小“赌注”为乐，亦是文人生活中的雅趣。据《夷坚志》载，王安石晚年赋闲金陵，常与处士薛昂对弈，二人约定赌棋罚诗，输者赋梅花诗一首。王安石先负一局，即随口吟出《梅花》诗云：“华发寻香始见梅，一枝临路雪培堆。凤城南陌他年忆，杳杳难随驿使来。”次局薛昂负，他迟迟不能成吟，王安石棋兴大发，忍耐不住，便代他赋诗云：“野水荒山寂寞滨，芳条弄色最关春。欲将明艳凌霜雪，未怕青腰玉女嗔。”后来薛昂官场走运，并出知金陵，有人作诗讥笑他说：“好笑当年薛乞儿，荆公座上赌新诗。而今又向江东去，奉劝先生莫下棋。”[20](P733) 此事为诗坛一段佳话，亦为棋史一则笑谈，由此可以看出文人生活的多姿多彩。
传说苏轼与文同弈棋以建茶兖墨为“赌资”，苏轼输棋后文写《子平棋负茶墨小章督之》诗风趣地督促苏轼践约，诗云：“睡忆建茶斟潋滟，画思兖墨泼淋漓。可怜二物俱无有，记得南堂胜棋时。”玩笑中将朋友之情、生活之乐趣写得十分自然。
宋人嗜茶，雅好品茶，又好作画，文同的墨竹为当时人所推崇，苏轼曾有《筼筜谷》诗及《筼筜谷偃竹记》记文同画墨竹，并有一段充满戏谑而又赞美文同的话，成为文坛一大趣闻，他说：“余诗（《筼筜谷》）云：‘料得清贫馋太守，渭滨千亩在胸中。’与可是日与其妻游谷中，烧笋晚食，发函得诗，失笑，喷饭满案。”[21](P366) 成语“胸有成竹”即出于此。
更多时候，胜负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在观棋与弈棋过程的无限情趣，苏轼有一首《观棋》诗，这样表达文人们对观棋和弈棋的态度：
五老峰前，白鹤遗址。长松荫庭，风日清美。我时独游，不逢一士。谁欤棋者，户外屦二。不闻人声，时闻落子。纹枰坐对，谁究此味？空钩意钓，岂在鲂鲤。小儿近道，剥啄信指。胜固欣然，败亦可喜。优哉游哉，聊复尔耳。[22](P2310)
苏轼这种“胜固欣然，败亦可喜”的态度，骨子深处与建构中国文人士大夫心理的儒道二家思想有关。儒家以博取功名，兼济天下为理想人生境界，道家则以个体精神和人格自由为人生至境。这两种看似完全相背的思想，却时常在“达士”身上和谐地统一起来。“达士”既能为理想的追求至九死而不悔，又能视功名于无物，又显然与禅宗“平常心是道”的思想有关。
琴棋书画之外，文人们在日常生活中还耽于文房四宝，金石题跋，成为时尚风趣。如梅尧臣《九月六日登舟再和藩歙州纸砚》诗所云“文房四宝出二郡，迩来赏爱君与予”。只需翻检苏轼文集就可以发现除去传统的诗文、制策等所表现的内容外，像“诗词题跋”、“书帖题跋”、“画题跋”、“纸墨题跋”、“琴棋杂器题跋”、“游行题跋”、“杂记人物”、“杂记异事”、“杂记修炼”、“杂记医药”、“杂记草木饮食”、“杂记书事”、“杂文题跋”，占据文集很大部分。此外，就以传统“铭文”所记题材来看，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此处不惮其烦，将《苏轼文集》所收铭文目录抄于下，可以见出当时文人生活关注的变化：
《却鼠刀铭》《玉堂砚铭》《鼎砚铭》《王平甫砚铭》《邓公砚铭》《端砚铭》《孔毅甫龙尾砚铭》《孔毅甫凤朱石砚铭》《凤朱砚铭》《米黻石钟山砚铭》《黻砚铭》《丹石砚铭》《王仲仪砚铭》《端砚石铭》《端砚铭》《黄鲁直铜雀砚铭》《陈公密子石砚铭》《龙尾石月砚铭》《迈砚铭》《迨砚铭》《卵砚铭》《唐陆鲁望砚铭》《周炳文瓢砚铭》《王定国砚铭二首》《鲁直惠洮河石砚铭》《故人王颐有自然端砚铭之成于片石上稍稍加磨治而已铭曰》《天石砚铭》《汉鼎铭》《石鼎铭》《大觉鼎铭》《文与可琴铭》《十二琴铭》《杨次公家浮磬铭》《法云寺钟铭》《邵伯埭钟铭》《徐州莲华漏铭》《裙靴铭》《金星洞铭》《洗玉池铭》《菩萨泉铭》《六一泉铭》《卓锡泉铭》《参寥泉铭》《何公桥铭》《九龙台铭》《远游庵铭》《苏程庵铭》《谷庵铭》《夕庵铭》《桄榔庵铭》《三槐堂铭》《山堂铭》《德威堂铭》《清隐堂铭》《四达斋铭》《雪浪斋铭》《思无邪斋铭》《梦斋铭》《广心斋铭》《谈妙斋铭》《澹轩铭》《择胜亭铭》《惠州李氏潜珍阁铭》《真相释迦舍利塔铭》《大别方丈铭》《石塔戒衣铭》《南安军常乐院新作经藏铭》《广州东莞县资福寺舍利塔铭》。
铭是古代称功德、申鉴戒的一种极为庄严的文体。刘勰《文心雕龙·铭箴》篇说：“夫箴诵于官，铭题于器，名目虽异，而警戒实用。箴全御过，故文资确切；铭兼褒赞，故体贵弘润：其取事也必核以辨，其文也必简而深，此其大要也。”[23](P117) 周振甫先生认为铭的内容可分为三：“一是题记，二是记功德，三是表誓戒。第一种不成为文章，作为铭文应该只是后两种。”[24](P127) 从中唐开始以褒赞和警戒为主要写作目的铭文，就有向杂文方向转变的趋势，韩愈《瘗砚铭》记李元宾砚，云其：“悲欢穷泰，未尝废其用”，后来为役者刘胤误坠毁坏，“乃匣归埋于京师里中”。[25](P165) 韩愈专为此事作铭文以记之，显然已经没有把铭文视作“褒赞”、“警戒”看待。
从上所录苏轼大量赏玩、游记性铭文可以看出文人不仅在日常生活关注视野方面发生极大转变，而且将这种转变在大量文章中表现出来，甚至在传统视为极庄重、严肃的文体中表现，这足以证明文人关注视野的转变已经十分深刻。试读苏轼的《猪肉颂》，真足以让那些奉传统为神圣的人痛感“斯文扫地”：
净洗锅，少著水，柴头罨烟焰不起。待他自熟莫催他，火候足时他自美。黄州好猪肉，价贱如泥土。贵人不肯喫，贫人不解煮，早晨起来打两碗，饱得自家君莫管。[26](P597)
虽说这是苏轼经过“乌台诗案”打击、遭贬官后的作品，有些游戏人生的味道，但也反映出地主文人在出处进退上的新的认识，即冷静思考人生以后采取的淡然旷达的生活态度的表现。与这篇《猪肉颂》前后写于黄州时期的苏轼作品很多，其中有像《赤壁赋》、《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词等充满人生哲理的名作。由此可以肯定地说，将生活的视野放得更宽广，使人生过得更充实、更丰富、更有“人情味”，甚至达到审美人生的境界，正是这些生活视野宽广而丰富的作品丰厚的底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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