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我要查看市场环境、企业家能力与企业绩效相关的论文
市场环境、企业家能力与企业绩效
来源: [ 08-08-21 11:10:00 ] 作者:刘庆岩 李涛[20]考察了Djankov等人构造的司法程序正式性指标在各国中小企业发展中的作用,结果显示,该指标对中小企业的发展程度具有稳定而显著的正面影响?卢峰和姚洋[16]根据各省每年经济案件的结案率进行的实证研究发现,加强法治虽然有助于增加私人部门的银行信贷比例,但却阻碍了金融资源从无效的国有经济部门向有效率的私人经济部门的流动,因而减少了私人投资比重并对经济增长产生相当大的负面作用?由于无法从公开渠道获得有关各省司法程序正式性和经济案件结案率的统计数据,故转而采用来自《中国财政年鉴》的各省公检法支出指标,以该指标占地方政府财政支出的比重(LAW)反映各地区法治建设情况,比重越高法治建设水平越高?
我们使用四大国有银行贷款占地区贷款总规模的比重(BANK)反映民营企业在金融市场上融资的难易程度,比重越高,民营企业融资越困难?
我们不否认企业家能力在很大程度上源于某种天赋,但在现有条件下还无法进行客观评价?另一方面,即便是天赋也需要后天的发现和培养?因此,我们倾向于采用人力资本理论和已有文献提出并使用的教育?培训和从业经验等指标来衡量企业家的个人能力[21]?中国企业家调查系统提供了1996—1999年大学本科以上学历的民营企业家比重(EDUC)的抽样调查数据,但由于企业家培训和从业经验的调查出现中断,使我们无法对这些重要的指标进行考察?刘德强[6]对部分国有钢铁企业经营者能力的实证研究得出了与人力资本理论相悖的结果,即经营者的学历越高,企业的生产效率越低?他对此的解释是由于政府在选拔经营者时过分注重学历,使得不少人为了达到标准采取各种方式获得高学历,或者是由于上级主管部门领导从自身利益出发,将经营能力差但与自己有密切关系的人安排在经营者的岗位上,这时最容易使用的借口就是学历标准?但是我们相信,在国有企业中靠文凭换职位的现象并不会发生于民营企业中,因为民营企业家是通过自己创业而不是政府官员任命成为企业家的?在我们看来,对于已经在位的企业家而言,具有较高的学历确实能够使其在捕捉市场信息?扩展业务领域和完善组织结构方面具有更大的优势?
表1是对计量模型中各变量的统计描述?为了尽可能减小时间的扰动和变量的内生性问题,我们对大部分解释变量都做了滞后一期两年移动平均的处理,期初GDP水平采用1996年的数值,企业家能力指标由于受到数据的限制以当年值进入模型?
四?计量模型及回归结果
为了实证检验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中国民营企业发展绩效的决定因素,我们建立如下双向面板模型:
PDUCTit=a0+b1PGDPi1996+b2INDUSit-1+b3GOVit-1+b4BUDGETit-1+b5LAWit-1+b6BANKit-1+b7EDUCit+DUM-MYE+DUMMYW+ai+at+eit
因变量PDUCTit表示i省在第t年的民营企业产值增长率,模型包含了前文定义的所有解释变量,下标t-1表示取滞后一期的两年移动平均值,a0?bi (i=1,2,……7)是待估计的参数,ai,at和eit分别代表省际效应?年度效应和误差项?
作为一个幅员辽阔并且处于政治经济转型中的大国,中国各地区之间源于自然?历史条件的差异以及国内外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动对民营企业的发展都会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特别是,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在中央政府宏观调控政策的作用下中国经济经历了较为严重的通货紧缩,1997年又遇到了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因此,有必要对不同省份和年度的宏观环境进行控制以保证估计结果的可靠性,所以我们采用了双向面板模型?考虑到中国改革开放具有逐级推进的特点,为了进一步控制地区间的发展差异,我们还在模型中加入了东部和西部两个地区虚拟变量(DUMMYE,DUMMYW)?在报告双向面板模型估计结果的同时,本文也给出了混合OLS模型的估计结果用于比较分析?至于固定影响模型(FE)和随机影响模型(RE)的选择则通过Hausman 检验来判断?
表2报告了应用Stata8.0软件得到的回归结果?F检验的P值为0.923,因而混合OLS模型优于固定效应模型,LM检验的P值为0.031,表明随机效应模型优于混合OLS模型,因而随机效应模型最适合于数据?另外Hausman检验也得出了相同的结论,检验的P值为0.757,说明随机效应模型比固定效应模型更有效?因此,我们的讨论主要集中在对随机效应模型估计结果的分析上?
代表市场规模的初始人均GDP水平如我们所预期的一样显著为正?1996年的人均GDP若增加一万元,民营企业产值增长率可以提高1.15%,结果在5%水平显著?说明市场规模越大的地区民营企业成长得越好,从而验证了假说1的观点?
产业结构方面,重工业与轻工业产值比重在所有模型中都不显著?这一结果表明,到上世纪90年代后半期,产业结构重型化可能已不再是限制中国民营企业发展的重要因素?经过十多年的资本积累,民营企业已不再满足于低技术含量?低附加值的传统加工业,伴随国家产业准入政策的逐步放宽和国有企业民营化进程的加快,大量民间投资已开始进入资本?技术密集型的钢铁?有色金属?机械?化工等重工业领域?就是在国家垄断程度依然很高的基础能源行业,也出现了民营企业的身影?因此,假说2所提出的重型化产业结构对民营企业的负效应被拒绝?
政府管制方面,“大政府”在两个双向面板模型中都不显著?严冀?陆铭和陈钊[22]有关中国地区经济增长影响因素的研究发现,政府支出占GDP的比重每下降1%,经济增长率可以提高0.67%,说明地方政府退出经济活动有助于推动地区经济增长?卢峰和姚洋[16]用同一指标作为控制变量反映政府规模对私人投资的影响,然而估计结果并没有表现出预期的负效应?这提示我们,“大政府”对经济的负面影响并不是通过阻碍民营企业的发展起作用的,或者对于民营企业来说,政府的支出结构可能比支出规模更有意义?“坏政府”在三个模型中都表现出了强劲的负效应,显著性水平都达到了1%,这有力地支持了地方政府的“攫取之手”阻碍民营企业发展的理论判断?根据随机效应模型的估计结果,地方政府预算外收入占财政收入比重每提高1%,民营企业产值增长率随之下降5.55%?虽然与陈抗等人[14]相比,我们的“攫取之手”指标忽略了制度外收入因素,但增加对制度外收入因素的考虑只会进一步增强该指标的估计结果?因此,假说3中“大政府”效应没有通过检验,而“坏政府”效应得到了实证检验的支持?
在法治建设方面,公检法支出占地方政府财政支出比重每增加1%,民营企业产值增长率就会下降27.52%,显著性水平达到5%,影响相当大?通常认为司法效率和公正性的增强有助于契约的执行并降低各方的交易成本,在一定程度上克服有限理性和机会主义对交易活动的制约,使民营企业能够更容易地扩展业务范围?但根据现有客观数据还无法确切评价效率和公正的实际情况,公检法支出比重的上升可能意味着机构臃肿?低效率和经济中非生产性活动的蔓延?另一方面,早先的一些用于支撑赶超战略的法律法规已不再适合于当前的经济发展,强化这样的法治必然会对体制外的民营企业带来不小的负面影响?因而,LAW的负效应也在情理之中,这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假说4的判断?
关于金融市场,四大国有银行的贷款比重在两个双向面板模型中都不显著?在垄断和歧视较为严重的金融领域中,民营企业的发展能够不受四大国有银行贷款规模的影响,主要原因在于体制外融资渠道的存在?众所周知,民营企业为了应对经营中的融资困难,往往在私下采取各种非正规或者非法的变通手段,比如从国有部门转移资产?开设地下小钱庄和进行“非法集资”等?这些活动虽然与现行法律条文相违背,但却有效地改善了民营企业的融资环境,促进了民营企业绩效的改善?所以,BANK的估计结果与我们观察到的现实情况相符合,进而验证了假说5的观点?
反映企业家能力的大学本科以上学历企业家比重指标在所有模型中都不显著?尽管出于数据可得性方面的原因,我们放弃了对从业经验这一更具说服力的指标的考察,其效果仍有待进一步的研究?但对于已经在位的企业家来说,良好的教育的确可以更为充分地开发其天赋资源,提高其经营管理水平?从这方面来讲,EDUC也不啻为一个合理的解释变量?根据估计,至少到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企业家能力还没有成为民营企业发展绩效的主要贡献因素,即假说6可以被接受?
五?结论及政策建议
根据本文的计量检验结果,“先天不足论”中有关民营企业起步晚?企业家素质不高限制了企业发展的观点基本被否定?“制度环境论”的判断得到一定程度支持?这一结论对当前许多发展中国家尤其是经济转型国家具有借鉴意义?在这些国家中,人才配置并不是经济增长的主要障碍,更为一般的情况是,企业家受制于低劣的市场环境而无法充分发挥自己的才能,往往宁愿选择一种简单的组织形式或者沿着非生产性方向使用自己的能力?政策制定者所面临的首要问题是如何进一步从制度层面完善民营企业的市场环境,以保护企业家的创新意愿,如加快放宽某些产业领域对民营资本的准入限制,优化地方政府的激励机制?提高地方政府发展民营企业的积极性;从法律条文的适用性?执法的效率和公正性等多方面加强法治建设等等?只有在一个公平?透明的竞争环境中,企业家的创新欲望才会得到极大的激发,企业家才会真正成为企业成长和经济发展的决定性力量?
参考文献:
[1]孙早,鲁政委. 从政府到企业:有关中国民营企业研究文献的综述[J]. 经济研究,2003,(4).
[2]茅于轼,张玉仁. 中国民营经济的发展和前景[EB/OL]. http://www.usc.cuhk.edu.hk/wk_wzdetails.asp?id=1426.
[3]夏小林,李路路. 中国私营工业企业:背景?现状与前途(上)[J]. 改革,1998,(4).
[4]张维迎. 从制度环境看中国企业成长的极限[J]. 企业管理, 2004,(12).
[5]HONGBIN LI, SCOTT ROZELLE. Saving or Stripping Rural Industry:an Analysis of Privatization and Efficiency in China[J]. Agricultural Economics. 2000,23:241-252.
[6]刘德强. 国有企业的经营者:是能力不足还是努力不足——关于钢铁工业的实证研究[J]. 经济学季刊,2002,1(2).
[7]约瑟夫·熊彼特. 经济发展理论——对于利润?资本?信贷?利息和经济周期的考察[M]. 北京:商务印书馆, 1997.
[8]费尔南·布罗代尔. 资本主义的动力[M]. 北京:三联书店,1997.
[9]KEVIN M MURPHY,ANDREI SHLEIFER,ROBERT W VISHNY. The Allocation of Talent:Implications for growth[Z]. NBER Working Papers Series(No.3530),1990.
[10]亚当·斯密. 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
[11]小艾尔弗雷德·钱德勒. 看得见的手:美国企业的管理革命[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
[12]林毅夫,蔡昉,李周. 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M].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
[13]姚洋,支兆华. 政府角色定位与企业改制的成败[J]. 经济研究,2000,(1).
[14]陈抗,顾清扬. 财政集权与地方政府行为变化——从援助之手到攫取之手[J]. 经济学季刊,2002,2(1).
[15]KRISHNA B KUMAR,RAGHURAM G RAJAN,LUIGI ZIGNALES.What Determines Firm Size?[EB/OL].http://papers.nber.org/papers/w7208.pdf.
[16]卢峰,姚洋. 金融压抑下的法治?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J]. 中国社会科学,2004,(1).
[17]沈联涛,肖耿,王沅.“原罪”的新制度经济学分析与产权基础设施建设[EB/OL]. http://www.econ.hku.hk/~xiaogeng/.
[18]马克斯·韦伯. 经济与社会[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
[19]张军. 话说企业家精神?金融制度与制度创新[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
[20]李涛. 政府管制?法治?银行发展与中小企业发展[J]. 经济学季刊,2004,4(1).
[21]FRANCESCA RECANATINI, SCOTT J WALLSTON. 企业问卷调查:世界银行的经验教训[J]. 徐立新,译.经济学季刊,2002,2(1).
[22]严冀,陆铭,陈钊. 改革?政策的相互作用和经济增长——来自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证据[J]. 世界经济文汇,2005,(1):27-46.
[首页] [上一页] [1] [2]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