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行简行年事迹及其诗文作年考

　　　白行简行年事迹及其诗文作年考

　　来源： [ 08-08-20 09:24:00 ] 作者：黄大宏编辑：四行简元和十至十一年间于东川使蒲及元稹《崔徽歌》及序之作年

　　据《旧唐书·宪宗本纪下》（卷一五）云:“（元和八年八月）辛丑……卢坦为梓州刺史、剑南东川节度使。”《旧唐书》（卷一六六）白居易传附行简传则称:“元和中，卢坦镇东蜀，辟为掌书记。”据居易元和十年八月在江州作《寄行简》（《白居易集》卷一）中“去春尔西征，从事巴蜀间。今春我南谪，抱疾江海。……春来梦何处，合眼到东川”，可知在元和九年春入蜀，至十二年九月间为卢坦幕掌书记。行简入幕后的事迹多不见载，然据元稹《崔徽歌序》及相关记载可知，此间行简曾以幕客身份出使河东道蒲州（据《旧唐书·地理志》卷三九，置于武德元年，即隋河东郡，入唐与河中府名几度更改，属河东道，今山西永济西北）。

　　《崔徽歌序》记蒲女崔徽因相思兴元幕客裴敬中发狂病亡事，在崔徽临终前，受托向裴氏转交其画像者即行简。《崔徽歌序》原文不存，但此文大有《霍小玉传》之风，于宋人影响甚大，见于题咏、诗注、笔记者甚多，故概貌犹存，文字稍详者为《绿窗新话》卷上《崔徽私会裴敬中》条（注出《丽情集》）和《类说》（卷二九）《丽情集·崔徽》，文字稍异。现据《绿窗新话》录于下:

　　崔徽，蒲妓也。裴敬中为梁使蒲，一见为动，相从累月。敬中言旋，徽不得去，怨抑不能自支。后数月，敬中密友东川白知退至蒲，有丘夏善写真，知退为徽致意于夏，果得绝笔。徽持画谓知退曰:“为妾谢敬中:‘崔徽一旦不及卷中人，徽且为郎死矣。’”明日发狂，自是移疾，不复旧时形容而卒。

　　该文提到行简以东川幕客身份使蒲事，而具体时间则不明确，这正是本节的目的。而由裴敬中的行止，特别是与崔徽恋情有关的行踪事迹对解决此问题并无帮助。在这场才子佳人恋情的记载中，有关裴敬中的还有几条，王十朋《东坡先生诗集注》（卷一二）宋援注有:

　　崔徽，河中倡也。以御史裴钦中病亡，元稹为作《崔徽歌》。赵尧卿则注曰:

　　裴钦中以兴元幕使河中，与徽相从者累月。钦中使罢，徽不能从，情怀怨抑。后数月，东川幕白知退将自河中归……元稹为作《崔徽歌》，以叙其事。

　　据此透露，裴敬中曾任监察御史，并入兴元幕，元文作于其以御史职病亡之后;且行简至蒲约在敬中使蒲后数月，受崔徽之托转交画像予裴敬中，则甚至两人曾有会面?但是，此裴敬中即《新唐书》（卷一六九）、《旧唐书》（卷一四八）的裴，裴氏本字“敬中”，称“弘中”乃宋人避赵匡胤祖讳敬改，宋人记载也有作“钦中”者，应系讹误。检本传事迹多与元文不合，裴于贞元中曾拜监察御史，然“藩府交辟，皆不就”，并无作幕记载。且元和三年入相，又“元和五年，中风病。……明年，改太子宾客，卒”，即于元和六年亡故。此时行简尚未入卢坦幕，且裴氏非终于御史，而谓裴氏以旧相病亡而崔徽不知，似也有悖常情。

　　窃意以为，虽然元文记裴氏行迹于史多有不合，但对裴崔情事及行简使蒲事则无须存疑。何则?一、元稹与裴过从密切，感情甚笃。元和十年，元稹时为江陵府士曹参军，正月奉诏还朝，二月在长安游寺观，有《西归绝句十二首》（《元稹集》卷一九），其五曰:“白头归舍意如何?贺处无穷吊亦多。左降去时裴相宅，旧来车马几人过?”其七曰:“闲游寺观从容到，遍问亲知次第寻。肠断裴家光德宅，无人扫地戟门深。”此裴相即裴，前诗于“裴相”下注曰“裴相公”;《唐两京城坊考》（卷四）《西京·长安县·光德坊》:“太子宾客裴宅。”又元和十二年元稹离通州归京途中宿蓬州芳溪馆，赋《感梦》诗，题注为“梦故兵部裴尚书相公”，诗于“前时奉橘丸，攻疾有神功。何不善和疗，岂独头有风?”下注曰:“予顷患痰，头风，逾月不差，裴公教服橘皮朴消丸，数月而愈。今梦中复征前说，故尽记往复之词。”且于诗末表示:“未死终报恩，师听此男子。”尤见两人情深。元稹当绝无谤讪裴氏的可能。《崔徽歌》及原序虽佚，但序存引文，已见上述;歌余残句，《绿窗新话》及《青泥莲花记》引八句，据《新话》云:“元微之歌其略曰:‘崔徽本不是娼家，教歌按舞娼家长。使君知有不自由，坐在显时立在掌。末云有客名丘夏，善写仪容得艳姿。为徽持此谢敬中，以死报郎为终始。’”对崔裴情事言之凿凿，不容怀疑。二、元白之交，为世盛称，行简豫游，情如友于。如谓元氏不知行简在东川的行迹甚至捏造事实，均不可信。

　　如此，关键问题或在时间，即裴崔相遇与行简使蒲间应有一段相当长的距离。彼时，裴曾以御史出使兴元，与崔徽相遇并生情愫，裴不久旋归，崔徽则相思成疾。而从元文看来，可能是陷入精神错乱，如“崔徽一旦不及卷中人，徽且为郎死矣”一语即非正常，而“明日发狂，自是移疾，不复旧时形容而卒”，既是实情，也属随语敷衍之文。由此造成两个结果，一是崔徽确不知裴氏之亡;二是深陷相思，时间概念也因此错乱。故在得遇行简时，有托其致意于裴氏的一幕。如果《绿窗新话》对《崔徽歌序》的引文只是文字检省而无情节删减，则元文对行简受托之后的举止其实未涉一语，是元氏深有“此恨绵绵无绝期”之感吗?此虽出一己之忖度，但由前述元氏与裴、行简之交，未必全属臆测。实际上，元文的狡狯之处即应在此，所谓“后数月”其实跨度很大，这一跨的时间基点是行简使蒲，却把裴带离了原本的时间轨道，只有崔徽仍徘徊于往事，更见其怨情之深，文字极尽摇曳跌宕之姿，一如元氏之《莺莺传》，也是传奇的故技。

　　但这一跨同时提醒我们，元稹在裴亡故前也不知此事。他可能在什么时候知道此事的呢?卞孝萱《考〈崔徽歌〉的写作年代》认为是元和十五年以后得自行简，于时过晚。关键证据是，元稹一生曾寓兴元府的时间正在元和十一年夏至十二年九月间。

　　元稹于元和十年三月出为通州司马，闰六月至通州，不久“染瘴”，八月病危;十一年夏复患疟疾，居易《东南行一百韵》云“去夏微之疟”，诗作于元和十二年，“去夏”即十一年夏。即赴兴元医治，时郑余庆为兴元尹。元稹《献荥阳公诗五十韵》并启（《元稹集》卷一二）自注:“稹病疟二年，求医在此。”而《西归绝句十二首》作于赴兴元前，《感梦》作于离兴元归京途中。由《元稹集》可知，其怀裴之诗正以元和十年至十二年为多，如非在此得闻裴崔情事，原因何在?至于闻听此事的渠道，可能就是行简，其受托于崔徽，而元稹恰在此地，行简素知元、裴之交，故无由不转告元稹，而元稹感而作歌及序，应属必然。故结论如下:一、崔、裴相遇生情事必在裴起家御史之后某时，但出使兴元事于史阙载;二、行简必在元和十年至十一年间由东川幕出使兴元，遇崔徽，知与裴之事，并转告元稹，《崔徽歌》及序作年当以此为上限。故知李剑国《唐五代志怪传奇叙考》（卷二）《崔徽歌序》条谓“行简往河中，当在元和九年至十二年间，而崔徽、裴敬中之事亦在此时。……元稹闻崔徽事为作歌并序，似当在元和十五年”诸论不尽允当。

　　五生平著述及《李娃传》等诗文作年

　　行简文集已佚，存世著述尚有:

　　一、诗七首。《春从何处来》、《贡院楼北新栽小松》、《金在》、《归马华山》、《夫子鼓琴得其人》、《李都尉重阳日得苏属国书》、《在巴南望郡南山呈乐天》。《全唐诗》卷四六六著录，其中《文苑英华》卷一八六、一八七、一八九收省试诗三首。

　　二、赋二十首。《新月误惊鱼赋》、《斗为帝车赋》、《五色露赋》、《望夫化为石赋》、《文

　　王葬枯骨赋》、《君臣同德赋》、《垂衣治天下赋》、《振木铎赋》、《舞中成八卦赋》、《金跃求为镆铘赋》、《滤水罗赋》、《石韫玉赋》、《沽美玉赋》、《澹台灭明斩龙毁璧赋》、《以德为车赋》一、《车同轨赋》、《狐死正首丘赋》、《欧冶子铸剑赋》十八首，见《全唐文》卷六九二，前十六首又见《文苑英华》卷六、一、一五、三一、四二、四三、六七、七九、一三、一一、一一五、一一六、一二一;另《以德为车赋》二收于《文苑英华》卷一二一。叶德辉《双梅景丛书》收《天地阴阳交欢大乐赋》一首，原出敦煌鸣沙山石室，现存巴黎，为房中术之作。

　　三、传奇文二篇。《节行倡李娃传》，始载于《太平广记·杂传记》卷四八四，注出唐陈

　　翰《异闻集》，题《李娃传》，《全唐文》卷六九二同;《类说》本《异闻集》题《国夫人传》;《情史》题《荥阳郑生》;《绿窗新话》卷下题《李娃使郑子登科》。明晁栗《宝文堂书目》、高儒《百川书志》著录，一卷;《虞初志》卷四、《艳异编》卷二九妓女部、《青泥莲花记》卷四记节一、《情史》卷一六情报类、《唐宋传奇集》卷三、《唐人小说》卷上皆采自《广记》。《艳异编》不题撰人，余皆题唐白行简。收入丛书类略。《三梦记》，始载陶宗仪《说郛》卷四，题唐白行简。《五朝小说·唐人百家小说》记载家、重编《说郛》卷一一四、《唐人说荟》一三集、《唐代丛书》卷一六、《龙威秘书》四集、《香艳丛书》四集、《晋唐小说六十八种》六册、《旧小说》乙集、《丛书集成初编》文学类、《唐宋传奇集》卷三、《唐人小说》卷上皆从《说郛》收录。又见《全唐文》卷六九二。伪作《纪梦》附《全唐文》同卷《三梦记》下。《中国丛书综录》子部小说类均著录。

　　由前节可知，行简善为科场词赋，现存诗、赋除应试词赋外，多属课业文字，故其作年多不可考，然大略多在贞元十四年至元和二年间似可确定。现将可确切系年者略叙次如下:

　　《舞中成八卦赋》和《贡院楼北新栽小松诗》作于元和二年已见前述。赋见《文苑英华》卷七九及《全唐文》卷六九二;诗见《全唐诗》卷四六六及《文苑英华》卷一八七省试八。

　　元和十四年春三月，居易赴忠州刺史任，行简偕行，二十八日抵。当于其后不久，行简首唱《望郡南山》，《全唐诗》（卷四六六）题为《在巴南望郡南山呈乐天》，注曰:“时从乐天忠州。”居易酬以《和行简〈望郡南山〉》，二诗均见《白居易集》（卷一七）。南山即忠州翠屏山。

　　凡以诗赋为课业文字者，主旨多为咏物颂德，而少记人与事，故难于系年。但行简赋作中有与他人同题同韵或分韵的部分作品，因属课业文字，当可由相关诸人登进士第时间大致考定其作年。略叙如次:《文苑英华》（卷一五）《五色露赋》下收行简、贾、王起与袁兑四篇，“以率土康乐之应为韵”，属同题同韵;卷六七《振木铎赋》下收王起“以孟春之月遒人徇路为韵”者为第一，行简“以振文教而纳规谏为韵”者为第二，罗立言“以发号施令王猷所先为韵”者为第三，属同题分韵。数人中，知行简于贞元十六年初举，元和二年及第;袁兑于史无载;两《唐书》贾传只言擢第，未详其时;罗立言者，《旧唐书》（卷一六九）云:“贞元末，登进士第。”《新唐书》（卷一七九）同。《全唐文》（卷六九二）罗立言条曰:“贞元末进士。”而《旧唐书》（卷一六四）王起传云:“贞元十四年擢进士第。”但与贾并于元和二年登贤良方正极言直谏科。故知五人均曾于贞元后期应举，课以赋作自属必然，而制举不试文赋，加之王起于贞元十四年登进士第，故此二赋作年至迟应在贞元十四年。

　　《文苑英华》卷一一五收行简、李瑾《石韫玉赋》两篇，前者“以温润积中英华发外为韵”，后者“以淳粹积中英华发外为韵”，虽为分韵，实亦大同，且同题，亦是联作课业文赋。唯李瑾未见诸史载。另，卷一二一收行简《以德为车赋》二篇，分别“以至德之人有车同载为韵”及“以国家道通远迩为韵”，韵虽有别，但以车载物喻人之蕴德，在人则利其身，在皇帝则利天下的题旨联类而及。一人以同题前后为赋，其旨当亦在文外。参以行简最后及第年份，亦当以元和元年末为时间下限。不过，古诗文系年多难允切，行简又文名起于科场，故就以上诸赋而言，参《旧》传“（行简）辞赋尤称精密，文士皆师法之”及王谠《唐语林》（卷二）文学称王起、行简“为场中词赋之最，言程试者宗此五人”，故诸赋虽信为课业之文，亦不免垂范后学之意。倘如此，则其赋具体作年实难确定。故前述不免为臆说，亟待方家教正。

　　《三梦记》之三梦分系于天后时、元和四年、贞元中，因以元和四年之二梦（即叙元稹于梁州梦乐天游曲江、慈恩事）为最晚，故为该文创作上限。但此文结构十分特别，此三梦情节并不相干而缀于一文，其内在整合之道为彼此因情相属而以梦通之理。中国古代小说结构有缀合一体，自来多以为是长篇小说的结构成例，因缺乏显在主体线索贯串全篇而素获讥评，却实为中国小说结构的民族思维特征的反映。但以缀合体结构一短篇小说之佳例，却当以此文为最先。

　　《李娃传》末有“贞元中，……时乙亥岁秋八月”，依例即其作年，但学者多不从，讼议纷纭。窃以为当属行简晚年作品，约作于长庆四年至宝历二年间。理由如下:长庆三年，《元氏长庆集》成，但不见载《李娃行》一诗，而且有关此诗在唐代流传的情况从未见载，至宋方有佚句出现，窃意其从未进入《元氏长庆集》，只口耳相传，方致遗佚，故此诗应作于长庆三年十月之后，即《李娃传》的创作上限应系于长庆三年十月;《李娃传》结语仅及李公佐一人，“予与陇西公佐”，未见及居易、元稹之辈，或因文曰时在“贞元中”而有取舍，但其时居易与之同在襄阳守制，断不应无。这既是否定“贞元十一年说”的内证，也是断代的重要证据，以理推之，如元白诸人在场，必见诸文字。而自元和十五年起，居易、微之、梦得等宦游各地，自长庆四年至宝历二年冬，长安仅行简一人;现存唐代文学史料亦未有一言及于《李娃传》者，亦可证其为晚年作品，因与诸人异地而居，且不久辞世，其文行之未远，未及取誉故也。而所提及之“李公佐”与“贞元中”等，无非狡狯假托之辞。综合以上推断，《李娃传》当作于长庆四年至宝历二年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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